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在“第九届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上致开幕辞。朱兴鑫/摄
日前，在“第九届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举办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就中国医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分享了看法。
“医生应该侧重于做科研还是做临床？搞学术和看病人会不会顾此失彼？”这是王辰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中国医生职业发展路径的设计是不清晰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医生应该做临床还是做研究，而是应当针对每个医生的不同特点为他们设置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如果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职称体系设计不改变，就永远会有医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王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王辰介绍，国际上，医生的职业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种是职业路径，另一种是学术路径。选择学术路径的人有进一步更细化的路径，如一种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科研，少部分时间用于医疗，这种医生的最高职称叫“医学教授”，大部分美国医学院准聘或长聘制度就是这种路径；另一种路径是将少部分时间用于做科研，大部分时间用于做医疗，这种路径的医生最高职称叫作“临床医学教授”。教学是以上两种路径的必做工作。选择学术路径的医生职称分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相比之下，选择职业路径的医生工作内容专于医疗，其职业型职称也只有一个，就是“主诊医师”。一名医生，可以单选职业路径，也可以加选学术路径，即同时从事医疗和学术研究、教学工作。
王辰说，由于每个医生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来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因而就不存在“到底应该做研究还是应该做临床”这种因为缺少对医生职业发展的科学设计而出现的问题。“今后，我们也应当将医生的职称体系分设为‘职业职称’和‘学术职称’，对医生实行差异化、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设计。”王辰说。
王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中国医学界应当深入思考医学的基本架构、内容，以及医学在人类学术与知识体系中的定位。
王辰说，由于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医学界在对医学的理解上也存在较多偏差。比如在医学院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上，我国设有基础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儿科专业、麻醉专业、精神专业等，而这些本科专业在国际上是不存在的，医学生接受的应该是通识性的医学教育，因而医学院应该只有一个医学专业，在之后的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再作专业、专科领域划分。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医学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但其实，生命科学只是医学的重要依据之一，医学是一个独特、综合、巨大的体系，远非生命科学所能涵盖，更不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以比较有代表性的牛津大学为例，该大学设有4个学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数学、物理与生命科学学部，医学学部。医学学部是独立于生命科学之外的一个单独学部，医学一个学部的预算占牛津大学预算的3/4。
“医学是基于人类所有知识、技术、艺术、学术基础之上的学科，是‘多学’‘人学’和‘至学’。”王辰说，“我国医学界有些同道对医学的理解、观念尚需作深入思考，我国医学教育在很多方面也需要作出改变。这是我们把握好医学教育方向，培养出一批深谙医学之道人才的关键。”
王辰认为，社会在某些根本问题上需要形成共识。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要将维护从个体到人类的健康放在优先乃至首要位置。健康是人类的终极利益，应把健康作为人类共同的核心目标。
“医学卫生健康事业是各项社会事业中居核心、主流、宗旨性的事业，代表着人类终极福祉。那些把医学卫生健康事业放在辅助、支撑服务位置上的观念需要纠正。”王辰说。他认为，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应该把健康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大事。他说，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需要思考生产力应该为何所用、如何善用的问题。“生产力应当以服务于人类的健康事业为取向”是医学界所倡导的观念，也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观念与行动。
在王辰看来，未来的医学应当不仅是关注疾病的，而且是应当关注健康的；未来的医学不仅注重个体健康，而且是应当更加注重人群和人类的健康；未来的社会应当优先保证对卫生的投入，卫生支出在GDP中占比的提升不应被当作“消耗”“负担”，而应是“最重要的购买”和“投资”，它所体现的是人类将更多的生产力与产品用于满足人的终极利益——健康和生命，这恰恰是社会文明的核心内涵。
“提高卫生投入是以健康为核心追求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只要不形成浪费，就应该加以促进而不是抑制，这样才能为人民健康提供实际支撑，特别是在我国卫生支出在GDP中占比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王辰说。
王辰表示，卫生投入的增加与健康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医学界、经济学界应当首先形成这样的共识，再协同社会各界，投入资源，切实满足健康这一我国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最大的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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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第九届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举办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就中国医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分享了看法。
“医生应该侧重于做科研还是做临床？搞学术和看病人会不会顾此失彼？”这是王辰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中国医生职业发展路径的设计是不清晰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医生应该做临床还是做研究，而是应当针对每个医生的不同特点为他们设置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如果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职称体系设计不改变，就永远会有医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王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王辰介绍，国际上，医生的职业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种是职业路径，另一种是学术路径。选择学术路径的人有进一步更细化的路径，如一种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科研，少部分时间用于医疗，这种医生的最高职称叫“医学教授”，大部分美国医学院准聘或长聘制度就是这种路径；另一种路径是将少部分时间用于做科研，大部分时间用于做医疗，这种路径的医生最高职称叫作“临床医学教授”。教学是以上两种路径的必做工作。选择学术路径的医生职称分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相比之下，选择职业路径的医生工作内容专于医疗，其职业型职称也只有一个，就是“主诊医师”。一名医生，可以单选职业路径，也可以加选学术路径，即同时从事医疗和学术研究、教学工作。
王辰说，由于每个医生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来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因而就不存在“到底应该做研究还是应该做临床”这种因为缺少对医生职业发展的科学设计而出现的问题。“今后，我们也应当将医生的职称体系分设为‘职业职称’和‘学术职称’，对医生实行差异化、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设计。”王辰说。
王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中国医学界应当深入思考医学的基本架构、内容，以及医学在人类学术与知识体系中的定位。
王辰说，由于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医学界在对医学的理解上也存在较多偏差。比如在医学院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上，我国设有基础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儿科专业、麻醉专业、精神专业等，而这些本科专业在国际上是不存在的，医学生接受的应该是通识性的医学教育，因而医学院应该只有一个医学专业，在之后的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再作专业、专科领域划分。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医学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但其实，生命科学只是医学的重要依据之一，医学是一个独特、综合、巨大的体系，远非生命科学所能涵盖，更不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以比较有代表性的牛津大学为例，该大学设有4个学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数学、物理与生命科学学部，医学学部。医学学部是独立于生命科学之外的一个单独学部，医学一个学部的预算占牛津大学预算的3/4。
“医学是基于人类所有知识、技术、艺术、学术基础之上的学科，是‘多学’‘人学’和‘至学’。”王辰说，“我国医学界有些同道对医学的理解、观念尚需作深入思考，我国医学教育在很多方面也需要作出改变。这是我们把握好医学教育方向，培养出一批深谙医学之道人才的关键。”
王辰认为，社会在某些根本问题上需要形成共识。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要将维护从个体到人类的健康放在优先乃至首要位置。健康是人类的终极利益，应把健康作为人类共同的核心目标。
“医学卫生健康事业是各项社会事业中居核心、主流、宗旨性的事业，代表着人类终极福祉。那些把医学卫生健康事业放在辅助、支撑服务位置上的观念需要纠正。”王辰说。他认为，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应该把健康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大事。他说，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需要思考生产力应该为何所用、如何善用的问题。“生产力应当以服务于人类的健康事业为取向”是医学界所倡导的观念，也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观念与行动。
在王辰看来，未来的医学应当不仅是关注疾病的，而且是应当关注健康的；未来的医学不仅注重个体健康，而且是应当更加注重人群和人类的健康；未来的社会应当优先保证对卫生的投入，卫生支出在GDP中占比的提升不应被当作“消耗”“负担”，而应是“最重要的购买”和“投资”，它所体现的是人类将更多的生产力与产品用于满足人的终极利益——健康和生命，这恰恰是社会文明的核心内涵。
“提高卫生投入是以健康为核心追求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只要不形成浪费，就应该加以促进而不是抑制，这样才能为人民健康提供实际支撑，特别是在我国卫生支出在GDP中占比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王辰说。
王辰表示，卫生投入的增加与健康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医学界、经济学界应当首先形成这样的共识1xbet体育，再协同社会各界，投入资源，切实满足健康这一我国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最大的民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