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
正如明朝裴一中在《言医·序》所言，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在加强学生理论水平和临床技能的同时，须着力培养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尤其在大健康时代，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医学人才的渴求驱动着人才培养革新。
肇始于中国第一所国立现代医学院校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勇担历史使命，扎根中国大地，领航探索着符合中国国情的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之路。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北大医学人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向着疫情逆行冲锋，北京大学派出总计428人的援鄂医疗队，团队中包括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专家、心理专家等，在多学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高治愈率、低病亡率和医疗队零感染率的成绩，团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这些勇士的背后，有一群无畏坚守、敢于担当、不负韶华的北大医学研究生群体。
他们将自己的专业所学作为“武器”，勇敢地参与到这场共克时艰的战疫中。他们坚守岗位，为前线逆行者助攻；他们勇担使命，做疫情数据的“守夜人”；他们增援家乡，做守卫故土的抗疫战士。因为他们未曾忘记初为北大医学人时所宣读的医学生誓言，他们也牢牢谨记导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所不断强调的医学人文精神与责任使命。
“医学是科学技术、艺术和善的三合一，是真善美的统一。”学校时任党委书记彭瑞骢给1986届毕业生的题词，彰显着北京大学医学部注重医学人文建设，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
自1985年3月北医成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部，从事医学人文、医学伦理、医学法律相关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到2018年11月21日，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其一直致力于生物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融合，促进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为推动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与发展、培养具有博学与人道的医学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看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成立，是让医学回归初心的一种努力，也是回应社会需求的一种努力，更是进一步搞好医学教育、推动教育改革的努力。
2005年9月，学校率先为在读的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开设了“生物医学安全与法规”课程，作为进入科研课题研究之前的必选课；2007年8月，北医组织编写的全国第一部《生物医学安全与法规》研究生课程教材出版；2009年，北医“医学研究生综合素质内涵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成果经验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长串的名录，印证着北医注重将学术道德、学术诚信与人文精神教育在医学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进行渗透。
2019年，北医采取多元化方式在提升医学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水平方面下功夫，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
学术诚信网站正式上线运行，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学术诚信相关知识平台；修订培养方案，根据医学研究生特点，开设“医学研究生中的学术规范、安全防护与相关法规”“科研诚信”“临床研究伦理学”“医学伦理学”4门科研诚信相关必修课，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需要至少选修一门；把论文写作指导课作为必修课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为拟申请学位研究生提供免费检测学位论文文字重合比情况的服务……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这样展望“健康中国”的愿景：“医疗是‘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永远安慰’1xbet体育，这是医学的定义。人文是医学的另外一只翅膀，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医学人文。健康一定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可以携手共同创造和建设一个健康的环境，同时完善、推进和发展健康的国家文化。”
经历医学院校教育的毕业生只是医生的“半成品”，确保合格医学人才走向临床岗位才是关键。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段丽萍教授表示，医学的性质要求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紧密衔接。这也意味着医学人才培养必须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医教协同是建设中国特色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必由之路。
以史为鉴。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在对学生开展基础医学知识教育过程中，发现学校无法满足学生对临床学习的需求。为此，1915年2月，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建立诊察所，使之成为学生开展临床实践活动的场所，诊察所即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前身。
段丽萍介绍，改革开放后，面向社会需求，北医一直与时俱进，深入推进医教协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从1984年北医招收我国第一批临床培训为主的临床医学研究生，最先开展学术型研究生和临床型研究生分轨培养尝试；到1986年探索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并于1988年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再到探索出独特的住院医师转博模式，北医推动了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建立，开创了我国医教协同的先河。
在此基础上，1997年，北医又开创性地建立“四轨合一”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临床医学七年制硕士阶段培养以及同等学力申请学位4个培养轨道合一，在全国率先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2012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结合，率先实现“四证合一”。
“医教协同直击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存在的痛点与难点，从制度建设上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更符合行业需求，避免了重复培养，节约了时间成本与教学资源成本，符合医学教育规律，有助于我国医学人才培养规范快速发展。”段丽萍表示。
结合北医改革实践，段丽萍认为，注重协同，就要做到医教为培养优秀临床医学人才而共同努力，注重学校与医院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密切合作。这需要明确医院人才培养的使命与职能，将教学建设纳入医学院校整体规划进行统筹，加强对医院在教育教学、临床实践等方面管理，激发医院协同育人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同时，实现教学基地均质化建设，为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探索增设社会急需专业学位类别，进而优化医学研究生教育结构奠定基础。
“推进医教协同，离不开社会组织。吸纳社会组织优化医学研究生教育结构，有助于完善动态调整机制，是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段丽萍表示，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一方面，通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到对学校行使自主权的监督和教育质量的评价工作之中，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信息反馈和政策建议；另一方面，通过密切联系医学院校，组织行业内专家开展调查研究，搭建校际沟通交流平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医教协同依然在路上。2016年，北医作为教育部推行的北京、上海“两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综合改革和北京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单位，又开始新尝试，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与专科医师培训在培养、考核以及人事制度上有机衔接，实行“5+3+3”模式，致力于培养“科学家型医师”。
“我国当今医学事业发展处于极佳的历史机遇期，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驱动和医学人才培养两方面的支撑。”詹启敏说，北大医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前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培养引领未来的医学人才。
当前，现代医学正由以疾病为主导转向以健康为主导，以医疗为中心转向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四位一体，社会对医药卫生服务要求整体水平提高、多元化趋势增强，客观上需要尽快造就一支数量规模适宜、素质能力优良、结构分布合理的医药卫生人才队伍，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
段丽萍介绍，北大医学部在推动医教协同改革中所做的探索与创新实践，除了加强学位授予管理以及加强临床教学资源整合和拓展、推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外，还在积极试点公共卫生及药学应用型博士研究生培养，启动培养公共卫生应急人才，建立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医学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在健康传播学人才等方面实现医学部与校本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以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为例，2011年，北大医学部成立全科医学系，并在附属医院成立全科医学教研室。在充分借鉴国外全科医学领域的先进培养经验基础之上，学校构建本科、研究生、继续教育“三位一体”全科医学教育体系，注重全科实践基地建设。
经过不断实践，北大探索并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卫生部门、大学和教学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模式，全科医学研究生工作在社区卫生服务一线，成为深受欢迎的家庭签约医生，为我国全科医学事业发展持续注入力量。
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单位，北大通过多种形式对国内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进行培训，促进全国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截至目前，全科医生师资海外交流培训开展10批，共培训210人；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培训开展9期，共培训3000人；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会举办4届，共有1600人参与。
立足“大健康”时代，北大医学部在积极试点药学、公共卫生应用型博士培养同时，以国家发展需要为己任，努力培养符合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求的护理人才以及医学技术人才。
“高级执业护师的试点，是护理模式和服务理念的机制创新，可以发挥大学在学科引领、服务辐射、激活优质护理人力资源方面作用，助力健康老龄化和医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落地。”段丽萍表示。
针对目前没有规范培训体系以及行业用人准则，但在医疗实践中极其重要领域，北大积极开拓，并与行业相关部门紧密沟通，为我国临床医学相关人才培养铺路架桥。北大医学部先后启动眼视光、康复治疗、放射治疗、呼吸治疗、口腔修复工艺等领域医学技术类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试点工作。
“在试点中，一方面，学校注重自身优势的充分发挥，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学校也注重借鉴国外成熟的培养模式，在交流合作中不断学习思考，弥补薄弱环节。”段丽萍举例说，学校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签署康复医学研究生教育合作项目，借助南加州大学康复学科优势，推动北大康复治疗专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顺利进行。（本报记者 万玉凤）1xbet体育1xbet体育